山西古代建筑精华之九十七 碧落石窟

●寺门为何坐东朝西?  ●石窟为李唐皇室凿?  ●三窟开凿时间不同?

  碧落寺,位于泽州县巴公镇南连氏村东山谷间,是古泽州境内创建时间最早、建筑规模最大、声望最为显赫的寺院之一,位居古泽州四大佛教寺院之首。尤其是寺内现存的三个早期佛教石窟及与之相关的建筑遗迹、题记,更是记载寺院历史的珍贵史料。虽说现存的建筑,为后人复建,但寺内现存北齐和唐代石窟十余处,明代古桥两座,以及历代摩崖题记、碑刻百余方,弥足珍贵。2006年5月,碧落寺成为全国第六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  碧落山下碧落寺

  12月14日,记者来到泽州县巴公镇南连氏村。村东的小溪旁,一座寺院依山而建。村民说,山叫碧落山,寺院就是碧落寺。

  碧落寺坐北朝南,奇怪的是,寺院大门却是坐东朝西,来者须从东门才能进入寺院。

  原来,碧落寺的建筑形制非常独特,无论是从布局还是构建,均与常见的传统寺院有所不同。正是由于“背靠碧落山,面对万松岭”的缘故,整座寺院平面呈长方形,东西长200多米,南北则不足百米。寺庙整体布局虽坐北朝南,但寺院却被夹在山中狭长地带,寺门只能坐东朝西。

  碧落寺由东向西分东、西、中三院。西院建筑主要是西阁,高有数丈,昔日曾藏有经书,现已荡然无存。中院依地势分层建五佛殿、七星洞、护法楼。七星洞是寺内现存最为完好的建筑,也是最具特色的一处。五孔窑洞排列于半崖,拱门圆窗,石砌阶梯,既有北方建筑之宏伟,又有南派建筑之俊巧。从建筑形制来看,这种佛殿在晋城绝无仅有,国内也较为罕见。

  建在寺院之南的观音阁,始建于北宋末年。有居士说,观音阁在历史上很有名气,曾一度被誉为观音菩萨在太行山上的一座“城”。每年农历二月十九观音诞辰、农历六月十九观音成道日、九月十九观音出家纪念日,四方香客都要云集于碧落寺,虔诚拜祝。

  “寺本是太和六年造,至唐太和六年三百五十年,僧道弘再修此寺,故刊记。”从寺内这处题记可以看出,碧落寺创建于公元482年,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。晋城市古建筑专家张广善说,碧落寺在唐代才有了较大发展,成为当时名声显赫的寺院。

  遗憾的是,碧落寺内的绝大多数古建筑早已被毁,只剩少量清代建筑。1993年,当地人在寺院旧址上复建了现有建筑。

  但碧落寺并非没有原汁原味的古建筑。在南北不足百米间,架有东西两座石桥。东面的石桥被称为东桥,是两孔半圆形拱桥,主孔跨于河道上,侧跨为立交通道。桥的拱顶镶嵌着一块石匾,上书:“大明宣德七年(1432年)由本寺僧闻性空初建木桥一座,天顺五年(1461年)三月有门人淳瑜重建石桥,至十月终工毕。”东桥全长18米,宽4.8米,高5.2米。东桥往西约40米处,还有一座石桥,被称为“西桥”,也称“奈何桥”。西桥曾经被毁,后在原有基础上重新修缮而成,现为单孔半圆形拱,跨径6.5米,全长14.5米。二桥并架于一河之上,同经风霜,共历患难,当地人将其并称“双桥”。

  三石窟均有题记

  碧落寺内,最吸引人的,是现存建造年代不同的三个佛教石窟。

  石窟居于寺院东面,依山崖石壁,三个石窟一字排开。张广善说:“从现存遗迹来看,最后一窟完成后,有人为三个石窟统一修建了前廊,从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外观,一座三窟八柱面阔七间的佛殿窟。”

  三个石窟同处一块连山石壁上,只不过现存的三个洞窟却分别开凿于北齐、唐代,其中西窟开凿年代最早,9尊佛像目前保存较为完好。西窟外的西壁台阶旁有一处“大齐武平七年”的题记,可以推断该窟的开凿时间也应在北朝时期。

  “大周万岁通天元年”“大周万岁登封元年”“唐咸通十年”,眼前一个个准确的年号,可以断定,中窟、东窟的开凿时间为唐代无疑。在东窟,还看到一则题记:“常山李弘大和七年记”,时为833年。

  佛教石窟产生于古印度,稍晚于佛教传入中国,并很快在河西走廊敦煌、酒泉、张掖、武威发展起来,而后逐渐东扩,从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年(460年-465年)开造著名的大同云冈“昙曜五窟”,到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八年(494年)迁都洛阳前后,从平城(大同)到洛阳沿线,更是大兴造窟之风。作为沿线重要的区域,古泽州先后出现羊头山石窟、碧落寺石窟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  碧落寺石窟共有大小雕像102尊,形态各异的佛、菩萨、弟子、力士雕像,或坐或立,造型各异。作为北朝时期的作品,碧落寺西窟的九尊佛像庄严慈祥,面带微笑,显现出文雅、和善、亲切的神情,具有汉民族文化特有的凝重、典雅气息。在窟内或大或小的佛、菩萨、弟子间,布满了供养人线刻画像。有人对此进行过统计,石窟内壁有供养人题名84处,线刻供养人近千。不少题记中,还留有官职等内容,据推断,这些供养人大部分生活在北朝时期,少量为唐代。为何北朝时期石窟,出现唐代的供养人?有人推测,这可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增刻的。

  画像中人物大都头梳高髻,腰系羊肠纹裙,袒胸露臂,或赤足,或高靴,显露出一种庄重秀丽、温柔典雅、明朗而含蓄的神情,衣褶纹饰随肢体的运动而起伏聚散,如铁线描,既显现出丝质服装的柔软光洁的特性,又透露出覆盖于衣服下的肌体之美,作者巧妙运用阴阳结合的线刻技法,使得线条柔和流畅、疏密有致、刚柔相济,颇具神韵。西窟线刻画对研究我国线刻画的历史沿革、线刻画与佛教之间关系的源流及绘画艺术、邑社组织、社会风俗等均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。

  中、东二窟均为唐代作品,分别凿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各七尊佛像,数量远少于西窟。中窟其主尊为阿弥陀佛,虽头部残缺,但佛像衣饰华美,衣裙由座上下垂,形成“落裙”,尽显雍容典雅。窟外壁上,还有唐、宋、金、元各代题记多处。东窟是三窟中距地面最高的石窟,其佛像又另具特点,坐于须弥座上,着袈裟,两侧有阿难、迦叶2弟子,还雕有菩萨、力士等像。

  相形之下,三个石窟中,西窟佛像雕刻手法略显简练、古朴,而中、东窟佛像则更为精美,人物体态丰腴、服饰精美,体现了唐代雕凿佛像的风格特点。

  碧落石碑今何在?

  “碧落寺,古名圣佛院。唐时太尉韩王李元嘉诸子为其妣妃建为资荐之所。后周广顺间重建,宋治平中赐号治平院,至元五年再建,更今额。”明成化版《山西通志·寺观》对碧落寺留有这样的记载。碧落寺创建于北朝时期,据说寺院初建时规模很小,仅“佛殿两座,殿各五间,比肩并立,佛无专位”。到唐代,寺院才名声在外,由以上记载可见,唐韩王李元嘉与这座寺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  李元嘉是唐高祖李渊第十一子,唐贞观六年(632年)授潞州刺史,唐高宗末年转为泽州刺史,后与其子李撰起兵反武则天,兵败被杀。李元嘉有六个儿子,尤以李撰著名。其母为房玄龄之女。

  对于碧落寺石窟是李元嘉诸子为其母所凿的记载,晋城市古文化研究专家裴池善有异议。他在解读石窟发现的题记时认为,碧落寺石窟初创当在北魏太和六年前后,此时距和平元年(460年)大同云冈石窟的开凿仅22年,与“北魏成帝和平初僧昙曜请凿壁为窟,雕刻佛像五处,一时郡县效尤”的文字记述暗合。另外,西窟门外西侧还有“大齐武平七年(576年)”的摩崖题记,这是目前碧落寺所发现的最早的明确纪年,“大齐武平七年,可能就是西窟完工之年。

  裴池善认为,碧落寺石窟造像自北魏已有之,并非始于韩王元嘉,“元嘉及其子撰等只是在前代基础上重加修葺、以龛凿窟增新、发扬光大而已。”

  传说,碧落寺东有卧佛阁,阁旁有洞,名曰“卧云”,在夏雨绵绵之时,洞中的潮气冉冉上升,汇聚山谷,终久不散,远望宛若云卧寺上,蔚为壮观。这就是被推为“泽州八景”之首的“碧落卧云”。如今碧落寺中大量的文人墨客留诗题咏和碑记,依然可以管窥当年的碧落胜景和寺庙的鼎盛。在碧落寺留诗题咏的名家不在少数,其中以唐代诗人陈子昂、金代文学家李俊民以及孟颜、裴宇、陈廷敬、段藻、朱樟等最为著名。

  碧落寺吸引人的绝招,并非仅有“碧落卧云”。《山西通志·寺观》记载,李撰当年在碧落寺为母祈福造像时,还有一个令后人惊讶的举动:刻碑记其事于屋宇佛龛之上,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碧落碑。

  在《洛中纪异》中,有“碧落篆碑”的传说:“李撰为母房太妃追荐造像,碑记其事,文成而未刻,忽二道士来请刻曰:‘君刻石须篆书乎?我二人天下之能篆者。’李异之,任所为,闭户三日,不闻人声,怪而破户,有二白鹤飞去,而篆刻宛然。”当时,以小篆见长的唐代著名书法家李阳冰,在李乾元任泽州刺史时为高平县令。这位自称其篆乃李斯之后第一人的书法家,“见此碑,览之七日而不忍去,习之十二年不成其妙”。

  “碧落篆碑”被传得神乎其神,碑上所刻书法特异,笔法工整,但字书杂出,令人难以认读。这块篆碑在金末元初时遭火毁,明代之后的所有记载中均称之不存。如今,人们仍能从中窟窟门上方发现多个篆字残留,漂亮隽秀,卓尔不凡,令人叹为观止,但是否碧落碑遗存,众说不一。

  让人称奇的是,如今,在新绛县龙兴寺也有一块碧落碑,为该寺镇寺之宝,国家一级保护文物。这块立于唐高宗总章三年(670年)的石碑,篆文奇古,在小篆中杂合了甲骨文、金文、秦篆及汉代以前多种碑版古字。据其文意通释,是在立碑后整整200年,到唐懿宗咸通十一年(870年),才由唐代文字学家郑承规完成。

  泽、绛二碑到底有何渊源?有记载云,“绛泽二州皆有韩王元嘉子黄公为妣妃荐富作文立石。文虽不同,皆名碧落。在绛者刻于天尊之背,在泽者刻于佛龛之西。”由此得知,李撰当时分别在绛州、泽州为母亲立碑。另外,多数史料对泽绛二碑“文异而篆同”少有争议,也证明两处的碧落碑出自同一人之笔。

  “碧落碑是中国篆刻史上的一大杰作。”张广善说:“由于绛州之碑刻于龙兴寺天尊之背,在室内保存,所以该碑尚存。而泽州之碑刻于石窟外壁,故现已渺茫不见”。

  本报记者 李吉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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